《明史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刑部侍郎茹太素上书给朱元璋写了一份17000字的奏章，因字数太多，就让中书郎王敏念给他听，都念到了6300多字还没听出来奏章要说什么。结果，朱元璋一气之下，当场找人把茹太素打了一顿。第二天朱元璋又让王敏接着念，从16500字开始到结尾，茹太素提出了5条建言，这些建言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，朱元璋采纳了其中4条。

有些人对朱元璋暴打茹太素的事情有看法，但是如果仔细推敲一下，就会发现明明500字能把问题说清楚，为什么非要弄10000多字，这放在今天不就是典型的文字上的形式主义吗?如果仔细翻翻历史典籍，里面还真是不乏形式主义的案例和整治形式主义的建言。

北魏时期大臣元澄在上书胡太后时提到的“法忌烦苛，治贵清约”，精简政务，减少繁文缛节可以减少形式主义的发生。隋朝名臣刘炫认为行政事务极大地增多，吏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应对上级的考核，甚至出现“老吏抱案死”的情形。

唐朝大臣魏征认为，上下级之间要以诚信相待，如果事事追求“留痕”，会损害双方共事的信任基础，不利于正常开展工作。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，“处处留痕”最大的危害在于消耗了各级官员的工作时间与精力，有碍上下级之间的信任。

自古至今，形式主义都没有被根除，形式主义的毒瘤依然是贻害不浅，表现为“政务繁杂，政风虚浮;实工虚做，吹毛求疵;做两面派，矫揉造作”，延安整风运动也曾对形式主义的党八股问题进行过批判。进入新时期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》，为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，切实为基层减负提出明确要求。解决形式主义问题需要即知即改、雷厉风行，需要科学决策、着力于行，需要持之以恒、长期坚持，而更加需要的是智慧、胆识和勇于担当的精神。